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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人大会议举行期间，纪委部门均派出会风巡视小组，这对提高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意识，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是否可由人大自身成立独立的纪律惩戒机构、健全完善人大代表参会制度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深度介入人大会议事项，与监察法不直接规定监察人大代表的立法意旨似乎并不完全契合。

质言之，多层级化的监管规则是指：当供给方偶尔通过平台共享个人财产使用权时，监管规则应较为宽松。但其缺陷是容易限制地方的自主性。

三、辅助性原则指导下的中央与地方规制权限划分 在回答如何规制之前，必须先解决的是谁来制定规制措施的问题。因此，辅助性原则在分享经济规制的适用具备必要性。当其将个人财产专门用于分享营利时，其监管规则应当等同于传统行业的规制规则。而供给方一般无组织、规模及资源上的优势，不再课以规制责任。有调查显示，当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有约87%的消费者将积极评价信息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因素

实际上，对辅助性原则的强调正是为了修正当下强势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规制中可能引发的弊端。然而，在直供类分享经济模式下，此种自我规制的手段也可能失灵，原因是此时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通常是规模较大的企业。[3]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这是在中国建立由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制度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完全由法院掌握此权力的基础和实质就是法院对权力机关的制约与监督。[18][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在组织结构上，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九人，任期为九年，不得连任，每三年更新1/3，成员中三名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三名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三名由参议院议长任命，各前任共和国总统是宪法委员会当然的终身成员。合宪性审查可以调动立法工作部门和司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参与，增强审查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开性。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大安排，也表明合宪性审查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关于如何具体发挥宪法作用的制度性选择。[22][奥]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张千帆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因为存在政党政治以及政党之间的竞争，这才进一步凸显了宪法委员会审查立法活动的政治性。[51] (一)正确把握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内涵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独特的规律和优越性。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依法治国 宪法工程 宪法委员会 。三、一种程序性工作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内的合宪性审查 如果我们摒弃合宪性审查的制衡作用，弱化它的政治属性，应该选择何种制度模式？换句话说，如何让这种权力既保持塑造法律秩序的功能，又祛除政治性？妥善安放它的政治面相是所有合宪性审查制度设计的原理，中国也必须回答。

《立法法》所建立的备案审查制度有助于确保法律体系的一致性。这是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的关键逻辑。从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视角思考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充分考虑宪法的现实条件，是站在政治活动之中所进行的观察，这就是宪法工程的思维方式。……宪法司法化却只有事后审查，它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31]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外国模式与中国选择》，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1期。在审查程序上，它既有抽象审查程序，即议员可以提请针对讨论过程中的法案或已公布的法律进行审查，也有具体审查程序，既包括其他法院的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合宪性问题而进行的移送审查，也包括普通公民或法人提起的宪法诉愿。

方案一：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要充分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丰富内涵，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其他机关能够辅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究其根源，或是在于我们对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定位、功能发挥存在不同认识。[43]张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质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定位为内部的职权，而非是制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这种依靠政治过程的合宪性审查方式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基础主要是工作性的、程序性的——为立法服务。在我国，这一机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就必须要明确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目标、意义和范围，充分发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作用。实际上，合宪性审查是我国学术界持续讨论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与结论。

[57]目前并不清楚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是否有相关的机制，[58]但这确实是立法不可缺少的步骤。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任何一级的普通法院都能在具体案件中判断法律和政治行为是否合宪。

[60]前述的孙志刚事件尽管舆论浪潮巨大，但公民的提请依然没有发挥直接作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建立并有效利用合宪性审查制度。

[13][美]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针对施密特由总统守护宪法的主张，宪法法院之父、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设立专门的、中立的宪法法院负责合宪性审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作了细致阐述，充分说明了保障宪法效力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意义。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

[29]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注释: [1]李少文：《宪法工程：一种宪法学方法论》，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

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乃十分明确的一条原则。宪法委员会最早出现于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为二战后的法国建立了议会制，同时设计了宪法委员会试图制约议会。

[20][奥]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张千帆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55]绝不能将党的领导与合宪性审查工作对立起来。

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24]可见，宪法法院实际上直面了宪法的政治性，并试图通过专门审查和司法逻辑加以对抗。[24][奥]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张千帆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二、宪法的司法化之路 (一)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的司法化 前文介绍了现存的美国式司法审查制度、德国式宪法法院制度和法国式宪法委员会三种制度类型。

它是发挥宪法效力、确保法律体系统一性和完整性的保障形式，充分体现了宪法的规范性，所以也就成为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合宪性审查工作方式的司法化与宪法的司法化还不是一回事，后者强调宪法全面进入司法裁判，[33]前者则更强调合宪性审查机构在审查方式的选择上带有司法的特点。

谁来守护宪法，即意味着合宪性审查的大权交由哪个机构，欧陆法学家深刻意识到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但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政治性却与美国有着几近相反的认识。这也符合我国宪法的明确规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

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监督宪法的实施。第一，通过抽象性宪法解释续造宪法内容，解决有关宪法争议。